启功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学宏词”的教授，点校过《清史稿》，与也是毕业于北师大的王重民等名学者一起编校过《敦煌变文集》，他又是满清皇族后裔，曾以一人之力给《红楼梦》作注释。启先生的谈学衡艺的著述，以及回忆陈垣、齐白石老先生等的散文，文字清雅简洁，句句不落空，很耐读。俞平伯先生允推启功先
传闻，启功对故宫内的藏品，对故宫，对清史，是如数家珍。今读《启功口述历史》（启功口述，赵仁?等整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出版），确知这是事实。
启先生学问中很多部分得自亲历亲验亲见亲闻，而不全来自书本。启先生在这部口述历史里说道：
从原始含义来说，文是文，献是献。早在《尚书》中就有“万邦黎献共惟帝臣”的说法，孔颖达注曰：“献，贤也。”孔子在《论语》中也说过：“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朱熹注曰：“文，典籍也；献，贤也。”可见，“文”原是指书面的文字记载，“献”是指博闻的贤人的口头传闻。
所以启先生说：
我从长辈那里听到的一些见闻，也许会补充一些文献中“献”的部分。
司马迁写《史记》，有的材料就是得自民间而非书本（著名的如《项羽本纪》《孟尝君列传》《魏公子列传》等篇章都有例可征）。也是这个缘故，我也很喜欢读一些记录“三亲”（亲历、亲见、亲闻）的文章。譬如启先生这部口述历史书里记录的有关乾隆皇帝为什么对太后非常“孝敬”，乾隆跟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和亲王之间的关系，慈禧和光绪为何会同日而死的“内幕”等等，启先生娓娓道来其中的故实，一一点破其中的关节，这里面就有许多材料可以补充我们从书上得来的知识，增广我们的见闻。这都记在《启功口述历史》这部书里，用不着一一转述其详了。
但我读《启功口述历史》这部书，也还有一点儿不满足。有的事，相同的一件，不同的人却有不同的记录，而记录整理者未能作出解说。譬如点校《清史稿》。启先生熟稔满清典章制度、清人称谓等等，所以他在这部口述历史里很自信地说道：
但正所谓“难者不会，会者不难”，这些对我来说就跟说家常一样，易如反掌，因为我对满人的这套风俗习惯和历史沿革还是很熟悉的。所以工作量虽然很大，一部《清史稿》有４８大本之多，但工作一直进行得很顺利，发现并改正了大量的错误，如《清史稿》中居然把宋朝人的、日本人的著作，甚至对数表都放了进去。经过点校，《清史稿》和其他各朝正史都有了准确、通行的本子。
《王钟翰学述》（王钟翰著，姚念慈等整理，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１月出版）里，则有另外的记录，王钟翰说，有一回启功对他说：
五礼的吉、嘉、军、宾、凶中，我也许知道其中一小部分，哪能什么都知道呢？
启功还“感慨说”：
我们虽然从事清史研究有年，在某些方面也许多少有些一知半解，但就整个清朝一代３００年全面来说，叫我们来干这项工作，是很不合适的，而我们实在也干不好。
记录这些话后，王钟翰又说“启兄所云，实是通人之论，我也深有同感。”
按王钟翰的记忆，启功负责《清史稿》的“志”的点校，则启功后来《启功口述历史》中所言（“我对满人的这套风俗习惯和历史沿革还是很熟悉的”）应是实话实说。如果王钟翰记忆无误、记录准确，那么，启先生前后对同一事的不同态度（前者“谦卑”，后者“自信”）的变化，细加考究，也许是很有意思的，至少可以表明，在不同的年代里，启先生这样的曾被划作“右派”、“文革”中又被当成“准牛鬼蛇神”的老知识分子，其精神风貌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还有的事，启先生本人即有不同的记录。举一个例子。在辅仁大学时，有一次，启功作诗写溥心?故居恭王府的海棠，有句云“胜游西府冠郊堙”（海棠常称西府海棠，“西府”是海棠的品种之一）。启功拿给陈垣校长看，另一位“同门”（柴德赓）也在。这位“同门”说“恭王府当时称西府呀？”《启功口述历史》里接下来说：
陈校长仍不说话，又用手朝他（引者按：指启功的那位同门柴德赓）一指，柴德赓马上意识到又出错了，脸都红了。
但是启功在写于１９８０年６月的《夫子循循然善诱人》（载《《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三联书店１９８２年６月出版》一文里，却是这样写的：
……老师（引者按：指陈垣先生）笑着用手一指，然后说：“西府海棠啊！”这位“同门”说：“我想远了。”
这两处的记述就有比较大的差别，不知该以哪一处的记述为准？
像上述两条记录的差别，记录整理者也许该在书中加按语以作出解释。
从《启功口述历史》一书的编辑来看，也许还可以加一个附录，譬如启先生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２年第５期上的《北京师范大学百年纪念私记》一文，就可以作为附录，可跟正文对照阅读。《启功口述历史》“院系调整”一节里，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北师大中文系有位教授“专?李长之先生”：
……有一位教授，虽不是党员，但比党员还党员，成了当时的“理论大师”。他现淘换一些马列主义的词汇标签到处唬人……他的学问是很有功底的，也深通义理之学……他专?李长之先生……
这段历史对过来人，当然很清楚，对其他人就未必了。《北京师范大学百年纪念私记》对这位教授则有指向更明确的表述：
当时中文系师生许多划为右派，只有刘盼遂先生读书多，记忆强，虽没划右派，但口才较拙，上课后在接着的评议会上，总是“反面教员”，谭丕谟同志最受尊敬，王汝弼先生常引马列主义，学生也无话可说，他在批判别人时常给他们加上一些字、词，被批的人照例无权开口……
再譬如，《北京师范大学百年纪念私记》里说，“文革”结束后，“原来的系主任还有时根据苏联专家留下的理论，说只要把书教好，不需要什么‘科研’。他带的硕士研究生不许做论文，而学校制度已然规定要通过论文。学生只得拿着论文请旁的老师为他看”。而在《启功口述历史》“院系调整”一节里，对这位“原来的系主任”则有指向更明确的表述：“师大初建时（引者按：指１９５２年前后院系调整时的北师大）任副系主任（引者按：当时仅一位系主任，一位副系主任）后来又担任过主任的那位教授”。
举这两个例子只是想说，把启先生以前写的有些文章，作为这部书的附录，恐怕也是有些意思的。
最后给这部书的整理工作，再提一个小小的意见。这部书，从头至尾，直到整理者赵仁?教授写的《后记》，均无启先生口述时的时间和地点的明确准确的记录，只在《后记》里笼统提到一句“启先生在九十一岁高龄的时候……为我口述了他的经历”。这对于口述史学来讲，也许是不太够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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